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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江泽民》第六章 以恶治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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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合成图片)


【大纪元2012年06月08日讯】
作为一个不断的纳着税的公民,我再次要求中国的政府回答一个公民的质问:你们承不承认这个制度的完全不道德?承不承认我们的制度已没有了面对并解决这种问题的诚意和能力?你们有没有道德和勇气向全民族保证说:这样的罪恶会立即停止并永远不再发生?要知道,人民仅仅的是要求政府立即停止犯罪!                      

                                                                                                                   ——高智晟

“我想在此特别提及的是:我们设法说出这个民族持续被血腥迫害的真相,尤其是在这个时刻,也是为了提醒我们的整个民族——我们民族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及紧迫性。我们的民族,我们每个个体,是到了一个必须正色面对我们所面临问题的时候啦!任何理由、任何传统的方法及任何的耽延,都将是对我们整个民族价值的犯罪!……十几日的调查,我再次看到了令我痛彻心肺的真相,‘610’办公室,至少可以这样称谓它——国家政权内且高于政权力量的黑社会组织,它是可以操纵、调控一切政权资源的黑社会组织。一个国家宪法及国家的权力结构安排规范中没有的组织,却‘行使’着本只能由国家机关才能行使的权力及许多连国家机关都根本不能行使的‘权力’。它‘行使’着在这个星球上,人类有国家文明以来,作为国家从不能拥有的权力……”。高智晟先生在给中共当局的信中这样写道。【1】

就在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高智晟律师因为他对正义良知,法律尊严和人类道德的维护,正在中共的监狱中遭受惨无人道的迫害。

政法委和“610办公室”凌驾于法律之上,“610”的权力模式是后来中共欺压所有中国人的国家机器运作方式。之所以如此,这得从中共的机构组织形式说起。

当年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是砸烂“公检法”,把原来公检法系统的人员挂上罪名直接打倒,靠边站。总体上来讲,公检法系统原来的人马大多是受害者,而不是作恶者。这些人本身没有原罪,一旦决定恢复法制系统,让这些人官复原职就可以了。而“610”干的事情却恰恰相反。领导“610”的中共“政法委”统管“公检法司”,使得“610”能把“公检法司”整个系统调动起来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公检法司”本身成为了这场迫害的中坚力量,执法者直接变成了带头违法者,把“公检法司”变成了原罪拥有者(作为个体,有良知的总是有的),进而把这种作恶延伸到法轮功学员之外,其他民众也成为了这种倒退后的司法体制的受害者。如何恢复法制?这才是对国家法律体系的彻底摧毁。对比而言,“610”对法制进程的破坏,超过文革。

第一节 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

中共的直属议事协调机构

中共中央直属机构根据职能分为:直属工作部门(比如政法委、组织部、宣传部)、直属办事机构(比如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直属事业单位(比如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直属派出机构(比如中央直属机关工委)、直属议事协调机构(比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中共中央的这些直属机构的设立、撤销或者合并由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提出方案,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

“议事协调机构”,是指在“法定工作机构”以外设立的,负责协调涉及多个部门或多个地区较长时期内重大事项的机构。成员单位常常包括多个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部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都可以设立自己的议事协调机构(同样,地方党委和地方政府也可以设立地方级别的议事协调机构)。议事协调机构一般称为“XX领导小组”、“XX指挥部”、“XX委员会”等。“议事协调机构”其配置规格都是比较高的。中央的“直属议事协调机构”,一般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或者政治局委员,担任议事协调机构负责人,有关部办委局的负责人担任领导成员,一般还有相关的办公室作为具体办事机构。

1999年6月10日,中共成立了一个特殊的“直属议事协调机构”——“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的具体办事机构就是“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因为成立于6月10日,该办公室简称“中央610办公室”。

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的成员单位众多,除了中央政法委作主导,该“小组”的成员单位还包括:公安部、国家安全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体育总局、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中央外事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邮政局、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武警部队。从“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的议事机构负责人的级别和参与的成员单位之多之广,就可以看出江泽民当初迫害法轮功动用的国家公权力之多之大,完全是倾举国之力,把整个社会都动员起来迫害法轮功。也正是这种议事机构的性质,说明了“610办公室”为什么能成为一种盖世太保式的超级邪恶机构,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国保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和各种异见人士、良心犯的报导中,“国保”一词频频出现。“国保”指的是“国内安全保卫”部门的警察。在公安部称“国内安全保卫总局”,简称“国保局”,在省、直辖市、自治区公安厅称“国保总队”,在地级市公安局称“国保支队”,在县级市公安局称“国保大队”。省、直辖市的“国内安全保卫处”在编制上属于二级局。

中共在1949年夺取政权以后,最先的政权实际上是军管会。军管会的功能就是部队直接派人留下来,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一开始的时候代理政府职能,当时最主要的职能就是镇压“反革命”,镇压国民党的留守人员。随着中共政权的初步建立,军管会中的治安机构也改名为各地的公安厅。在中央政府里,则设立了公安部。

原军管会中肃清“敌特分子”及内部保卫的任务,成为公安部的主要任务,就是“敌情侦察”,叫“敌侦”,后来改为叫“政治保卫”,也就是“政保”,都是放在所有部门的第一个,在公安部里叫“一局”,也就是政保局,在公安厅就叫“一处”,也就是政保处,到了区县级,就叫“一科”,即政保科。政保内部又分为负责国内安全和国外安全的。1983年,中共决定设立国家安全部,政保负责国外的部份就和中央调查部合并,组成了国家安全部。但是,各地的公安厅(局)仍然保留着原政保处的建制,留下来的这部份人,数量已经不多了,不过仍然是放在第一个部门。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共“政保”的功能就是打击所谓的“阶级敌人”。

据北京市原政保科长钟桂春先生介绍,“在中共大搞‘政治运动’的时代,作为打击‘阶级敌人’的‘政保’这种职业是很吃香的,很受中共的重视,地位也很高。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成为主流,政保的地位就没有以前那么强了。加上随着安全局地位的提升,和各种公安门类的发展,公安的政保就淡化了,就不是很重要了。有人就提出来,要把公安政保这块砍掉,把它合并到国家安全局去。如果合并过去,待遇、地位都会下降,所以政保的人就死死的想保住政保这块牌子。如果要保住它的地位、保住这块牌子,就要搞出案子,整出很硬的案子,来说明其存在的必要。所以,政保的人就天天寻找这样的机遇,寻找保住政保这块牌子的机遇。于是,它就要无事生非,故意制造一些事端,就要在民众中寻找所谓的敌人、制造所谓的非法组织,制造所谓的谁要推翻政府、颠覆政权的这些‘大案’。1999年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前,公安部门对法轮功炼功群众的骚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政保系统中,它从1996年就开始参与对法轮功出版物的暗中调查、收缴、罚款,之后是监听、跟踪,派特务混入炼功群众中刺探‘情报’,为制造敌人、为镇压寻找藉口。”

到1999年江泽民把法轮功作为中共的“头号敌人”来血腥迫害的时候,中共政保的邪恶作用就大量发挥起来了,对中共的重要性又显出来。据知情人说,如果不是迫害法轮功,“政保”(“一局”、“一处”、“一科”)可能已经被取消了。为了通过迫害法轮功捞取政治资本,擅于整人的“政保”毫无良知,在迫害法轮功时特别卖命。讨得当权者欢心后,“政保”一改这些年在注重经济发展中被冷落的处境,开始活跃起来,“招兵买马”添置先进设备,系统地对全国法轮功学员进行跟踪、电话监听、绑架、抄家、刑讯逼供和为劳教、判刑收集编撰所谓的“证据”。这样发展的结果,殃及全国人民。大家都被置于政保监控的范围。

大概在2000-2001年,为了迷惑人,中共把“政保”改名叫“国内安全保卫”,就是现在叫的“国保”。国保内设机构一般有机动侦察、反颠覆、反邪教等部份。国保是中共在国内镇压监控政治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的主要机关,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暴力工具之一。

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资料显示,2000年底左右,江泽民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原610的运行效果不理想,国家安全厅、公安厅、各地公安局要直接设立“610办公室”。自此以后,“国内安全保卫总队”的总队长或副总队长往往兼任省、直辖市公安厅(局)的“610办公室”主任。比如,原北京市国内安全保卫总队总队长张宪林兼任北京市公安局“610办公室”主任,原四川省公安厅国内安全保卫总队副总队长李克力兼任四川省公安厅“610办公室”主任。

第二节 中共政法委

在中国,司法系统从来不独立,它严重的受共产党操控。政法委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构,最经常的被用来干扰法律机构。中央政法委声称:“中央政法委是党中央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在中央一级,中央政法委在幕后操控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在中国各级政府也是同样的设置,每一级的政法委操控同级相关部门。大部份“610办公室”设置在政法委内,这使得“610办公室”拘留和监禁的工作更易于实施。

六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政法工作领导小组”。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该小组被撤销。八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再次决定成立政法委员会。1987年中共“十三大”后,曾决定撤销中央政法委这个明目张胆的干涉司法独立的机构。

但江泽民上台后,为加强其独裁权力,党政分开不提了,司法公正也不提了。1990年初,中共颁布了《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政法工作的通知》,“决定恢复中央政法委员会”。1995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发《关于转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加强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工作的通知>的通知》(厅字[1995]28号),明确要求“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是党领导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1999年4月,中共发出了题为《关于进一步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的中发[1999]6号文件,声称“政法委员会是各级党委领导、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公安部长、最高检察院院长、最高法院院长都是中央政法委的委员,都要向政法委书记汇报工作。中共的政法委还与纪委共同指挥政府监察部门,与军委共同指挥武警部队。政法委作为中共中央的正式机构,成为党干涉政,破坏司法独立的典型组织。

中国维权人士吕耿松曾在《北京之春》杂志上撰文,引用历史事实、法理论证和学者意见认为,政法委是中国最大的特务组织,政法委员会的存在本身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2】政法委因此是个缺乏法律依据、破坏司法独立的违宪组织。在中国,最高法院院长竟然还得向公安部长做工作汇报,可说是中国司法的悲哀。在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长时,周是中央政法委副书记,而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只是政法委委员,所以,公安部长还是法院院长的直接上司。这种司法怪象在中共的系统里却是常态,很多地方的政法委书记都兼任公安厅(局)长。比如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又是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以及武警河北省总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按照现代司法独立的原则,公、检、法三机关是相互独立的,但政法委偏要把这三家揉在一起,而且凌驾在这三家之上,搞“联合办案”。政法委对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安(全)系统的控制,使得中共统治下的司法独立完全成为泡影。这样做的后果是,警方根据检察院起诉的需要来搜集证据;检察院又根据法院判决的需要来起诉。即使这些年中共司法“改革”中也一直声称要加强司法独立,但是,在中共发动的全国性政治迫害运动中,司法独立是荡然无存的,一切都围绕着中共的意志来进行。这在“610办公室”操纵的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中表现尤为明显。

第三节 法治倒车

经历过“砸烂公检法”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共面临着空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1978年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是一个转折点,开始了改革开放。作为中共体制内的每一个个体来讲,许多人本身就是无法无天的文革牺牲品,所以,启动改革开放之后,法制建设很快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982年公布实施了中共建政后的第四部宪法,此后,法制建设的进程就算“六•四”事件之后也没有中断,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了“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邓小平对文革的乱状可谓心有余悸。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截止到1997年底,全国已有律师事务所8,441个,律师100,198人;全国共有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所35,207个,法律服务人员119,155人,担任乡镇企业法律顾问488,569处。1999年3月的《宪法修正案》又将“依法治国”写入了宪法。

中共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制建设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为背景的。文革中,哪怕贵为国家主席,也保障不了自己的基本权利,逃脱不了被随意揪斗和折磨整死的命运。所以,1999年3月“依法治国”入宪,的确让中国人感到兴奋不已,仿佛觉得共产党走上了抛弃文革的不归路,法制进程不会再被中断了。

然而,“法治”毕竟不是“法制”。中共制定再多的法律,都是针对老百姓的,而孕育出文革祸胎的独裁者之“人治”,仍然是中共统治的核心。正当人们对于中共的“依法治国”入宪感到兴奋不已的几个月之后,中共原本脆弱的法制建设就遭到了灭顶之灾。

以法律的名义违法

前文已经谈过,中共从一开始迫害法轮功就是违法的,这不只是说中国宪法上规定的中国人都有言论和信仰的自由,而且是说,中国的法律从来都没有关于法轮功是邪教的法律条文,在法律上根本就找不到与之相关的条款。中共迫害法轮功走的是一条党利用公权力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非法打击的套路。尽管迫害法轮功的那一伙人总是在借用法律的形式来对法轮功展开打压,可是在法律上从来都没有对法轮功进行过定性。“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说法轮功是邪教,可那不是法律,不具有法律效力。中共可以不准自己的党徒炼法轮功,如果他真正坚持修炼法轮功,中共的党组织可以让其退党,但是你却不能藉此来约束普通的老百姓,更不能藉此使用法律的手段去迫害。就连中共的公安部在1995年下发的文件中,所公布的十一种邪教里就没有涉及到法轮功,因此,说法轮功是邪教只是中共的一厢情愿,它不具有任何的法律效力。

中共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司法程序,主要是用《刑法》300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罪”,来给法轮功学员定罪,打着法律的幌子掩盖迫害,让迫害显得“合法化”,以低劣的手段欺骗各界。

早在1999年7月29日北京市司法局就下达文件,严禁律师代理法轮功案例。1999年9月2日,广东省高级法院院长吕伯涛在全省中级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明确要求,“对因法轮功问题提起的民事诉讼,原则上不予受理”;而对法轮功被“非法取缔、出版物被非法查封销毁”、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留审查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一概不予受理”。熟悉中国事务的人们知道,这是来自上面的,不限于北京,广东,是全国性的。这表明在迫害的初期,中共就对法轮功堵死了法律救援的途径。这也使得中共控制的政府机关和官员可以对法轮功任意胡来、无法无天,却不准法轮功学员告这些机关和人员的侵权与违法行为。

中国“全国十佳律师”之一的高智晟律师,在业内享有“维权律师”的盛名,曾为法轮功学员黄伟案奔走于石家庄市两级三个法院,但所有立案的努力都无果而终。他被告知“现在上边有规定,凡是涉法轮功的案件一律不受理,并且不出具任何手续”。虽然案件是否受理应按国家法律规定办,但一位被称作“庭长”的法官对高律师说,“你不是党员吗,党代表大会的精神你也没学过吧,律师不允许接此类案件你知不知道,法院都是共产党的,法律也是共产党定的,现在上边有规定说不能受理,就是不受理,你愿意找谁就去找谁,愿意哪告就去哪告”。

高智晟律师在他的《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及吴邦国委员长的公开信》中说,“从既有法律原则角度看,对法轮功人员的刑罚及处罚存在以下完全悖离基本法律原则、现代法治精神的作法:

“一•法不溯及既往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即《刑法》对其颁布实施前的行为不具有调整功能。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止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下称《决定》)颁行后,只是在形式上弥补了‘罪刑法定’的空缺。而此后对绝大多数修炼法轮功的公民的刑罚则完全针对的是他们在《决定》颁行前的行为,黄伟1999年11月(《决定》颁行墨迹未干)被劳教即完全属这种情形。这种作法是公开地、长时间、大规模地违反了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即绝大多数公民是在违反我国现行基本法律原则的情势下被投入监狱的。

“二•无论是在制定法国家里,或者是海洋法系国家里,刑法调整的(我国的一贯叫法是‘打击’的)只能是人的行为而不能是人的思想或某一类人的身份,这也是全人类普遍的刑法文明成果。许多修炼法轮功的公民是因为其具有法轮功人员的身份而被治罪,黄伟这次被劳教是最明显的鲜例。这是对现代法治文明的反动。这种作法直接带来的后果是对法律普遍标准的任意性,对国家确立及追求法治社会的努力造成现实的、长期的危害。

“三•《决定》对修炼法轮功者、法轮功者的法轮功行为、法轮功组织,法轮功者与法轮功组织的关系,邪教组织、法轮功组织与邪教组织的关系,什么是邪教组织?法轮功者,法轮功者的什么行为及法轮功组织的什么行为是邪教犯罪,没有任何可资司法审判时予以准确判断的法律界定。致使对绝大多数法轮功者的刑罚及处罚千篇一律冠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由。至于是否有邪教组织可资被刑罚者利用、是否真的利用了邪教组织、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如何利用了邪教组织、是否实施了破坏国家法律实施、如何破坏了国家法律实施等刑事判决中必须陈述的被罚者的罪状几乎是一律没有。

“四•一些地方对法轮功者的劳教随意性令人痛心。……剥夺一个公民数年的人身自由,对被剥夺人身自由者而言,是没有任何可以陈述、申辩及听证的程序。一个劳教决定送到被处罚者手中时,即被送进劳教所。。。在包括警察在内的全体公民都知晓劳教制度违反宪法、基本法律、违反现代法制文明的情势下,继续持之以恒,国家就此承担越来越大的非道义及非文明的成本。

“五•国家及地方政府对上述恶劣现象的制度性纵容及鼓励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对司法工作人员品行的恶性毒化。黄伟案件中,司法工作人员的角色错位及执业道德的堕落已到了令文明社会不耻的地步,更令人恐惧的是他们不以为耻。法官、法院,是法律价值的守门人,他们的职业操守、专业修养及文明制度的作用,使他们对任何悖离法律价值的可能保持着本能的警惕。这是全人类制度文明社会里法官、法院价值境界的普遍状态。在为黄伟立案努力中人们看到的是相反。法官、法院依然是‘守门人’的角色,他们对国家法律的价值、法治的精神已没有了一丝的责任及道德。他们向狗一样地扑向任何企图张扬国家法律价值者。他们对职业的神圣没有了任何敬畏之心,他们每天在为这个国家的权力运作在道义及文明的负面评价积累方面不遗余力,令人痛心不已。”【3】

2005年10月18日,高智晟律师又发表了《致胡锦涛温家宝的公开信》:

“一些地方当局对信仰法轮功同胞者的迫害已到了完全随心所欲的地步,我们无法接受这种公然反人类的野蛮暴行发生在21世纪的人类社会、发生在有政府存在的今天的中国的现实……对今日中国妇孺皆知的正在公开发生的持续迫害无辜信仰者的野蛮暴行,两位若不知情,那是你们对国人的一种罪责;若知情而不予制止,这与具体行恶者的罪恶何异?……在针对信仰法轮功者迫害的这场浩劫中,一些罪恶的东西形去而神不散,持续不辍的罪恶不仅仅使无以计数的善男信女蒙冤涉难甚至含恨而死,这种完全悖越基本人性的迫害至今仍在延续着,同时被延续着的是持续被损害的我们的政府形象以至国家形象,它包括法律方面的、道德方面及人性文明方面的。

“中国是《世界人权宣言》的缔约国。……无论是国际法准则还是中国自己的根本法,都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藉口侵犯人权、惨无人道地迫害本国同胞”。【4】

高智晟律师在第三次公开上书中说:

“我们社会中的令人不耻的罪恶源即是在半个多世纪里,给我们的民族造成历数不尽灾难的劳教制度。劳教制度,作为中国国务院赤裸裸地侮辱和粗暴践踏国家宪法原则的丑行,在中国国家有宪法的日子里一直被坚持着。人类历史上,没有那个国家的政府能像中国的国务院这样,完全不把自己国家的宪法当回事,劳教制度从这个国家有宪法之日起即使国家宪法始终处于尴尬境地,它表明中共政府的无法无天及所谓依法治国的骗局。……劳教制度被中国国务院继续恶劣持有,其作为一个持续的无处不在的、最为恶劣的、践踏宪法的坏榜样,不仅仅成了非法剥夺公民宪法、法律权益的野蛮道具。其根本上,是中国国家走向法治的最为反动的制度弊端。劳教制度,是中国宪法、基本法律原则及中国人民追求法治明天的最大敌人。我们这次的调查不仅表明,劳教制度对中国依法治国价值的反动,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它非法剥夺公民法律权益方面被彻底滥用的超乎常人想像的随意性、广泛性,及它在基层政府那里完成打压人民基本权利方面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5】

“610”指示:“不能对法轮功无罪判决”


除了政法委、“610”在法外操控公检法司之外,中共的法院本身就是黑箱作业。法院里面有个“审判委员会”,这个审判委员会是法院内部的最高审判组织,指导所有的“疑难、复杂、重大案件”的审判。即法官只是表面上审,但是没有最后判决权,而这个审判委员会,不出面审,但是有最后判决权。这个审判委员会的成员除了院长、副院长之外,其他成员基本上是秘密的,不为外界所知,在背后黑箱作业。即“审判委员会”的成员是不透明的,运作是不透明的,对所谓的大案、特殊案件等等的审判完全不透明。中共把法轮功当作重大案件,政法委、“610”充分地利用“审判委员会”这种黑箱作业,操控判决的结果。案子还没有审判,判决已经由政法委、“610”内定好了。

曾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黎雄兵律师说:“在法律程序上,不管侦察、审判,还是起诉,从来文件上看不到‘610’这个机构,对外的文书上看不到。但是在处理法轮功问题时,司法程序实际上却被‘610’掌控。在司法的公开透明上,‘610’有违法律原则。”江天勇律师表示:“在法轮功案件中,总是听法官、检查官说,他们做不了主,要听‘610’做决定,包括案件的开庭时间、公开与否、乃至最后的审判结果,都是‘610’安排的。但是‘610’既不是立法,也不是司法,也不是行政机关。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610’这个机构究竟如何存在,到底在哪个地方,被谁负责,人员任命组成如何来的,经过什么法律的授权?既然没有法律授权,也就是说,这个机构的设置没有法律根据,那它就是一个非法的东西。”【6】

2009年初,海外媒体曝光了山东青岛,辽宁沈阳,河南焦作等地“宣读了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法轮功”案件律师辩护代理指示协调工作的通知》”,“根据中央和省、市委统一部署”,加强打压法轮功的秘密文件。沈阳市铁西区“610”办公室下发的秘密文件还暴露出中共被迫调整的司法新底线:绝对不能出现无罪判决。同年中共河北省石家庄市委“防范办”下发一个秘密通知,要求对法轮功“法律维权”、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要“及时制止”、“全力以赴做好涉法轮功案件的审理工作”。该通知要各级“防范办”“牵头建立由法院、检察院、公安、国家安全、司法等有关部门参加”的协调机制,审理法轮功案件和掌握“维权”律师的活动动态,“统一工作步调”,即表明一切要听“防范办”的。非法通知的第三部份要求“提前协调”,要市中级法院和各县(市)区“防范办”在法轮功案件开庭前三日将庭审计划报市委“防范办”,“有苗头性倾向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发现有外地维权律师来石家庄(石家庄“防范办”尤其害怕北京维权律师来石家庄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要将情况及时上报市委防范办”。这和沈阳市铁西区“610”办公室下发的秘密文件中暴露出“绝对不能出现无罪判决”的中共司法新底线,同出一辙。这样的非法秘密文件自然不限于上述几个地方。【7】

以党权代法的打压

中共人员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时经常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对法轮功可以不讲法律。吉林公主岭国保大队的恶警在绑架法轮功学员时蛮横地说:我们就是不按法律办事。河北省迁安市法院人员公开宣称:法轮功案子不按照法律办案。长春中院对法轮功学员上诉的案子不开庭就直接宣判,而且说:法轮功的问题可以不走法律程序。

2008年12月17日,江苏省苏州法院判法轮功学员路通四年徒刑,路通的女儿为父亲申冤,要求法院依法重审,当地法院一位名叫顾迎庆的法官对律师说:“你不要寄希望于法律是超脱政治之外的”、“你跟我讲法律干什么,我跟你讲政治”。

2009年9月,四川省西昌市六十八岁的老太太高德玉,因为炼法轮功被绑架并逮捕,她家人为她请了律师。律师在要求会见高德玉老人过程中,遭到执法部门层层阻扰,西昌市政法委副书记刘某公然对律师称:“不要跟我讲法律,我们不讲法律。”2010年9月,西昌法院重判高德玉老人十二年。

河北省迁安市法院于2009年12月6日非法判处法轮功学员梁秀兰八年、张立芹和邵连荣七年半、李秀华、孙永生和杨占民七年徒刑。之后,审判长冯小林面对法轮功学员家属的质疑不得不坦言:法轮功的案子不按照法律办理。

法官对法轮功的案子不按照法律办事,那么按照什么呢?湖南省益阳市对法轮功学员张春秋进行判决的法官说:“现在是党权代法要镇压法轮功,我们只能走过场,走形式,没有办法,这怨不得我们。”【8】

吉林省农安县“610”办马主任为什么有恃无恐地说“在这我们说了算,我们讲政治不讲法律,你们愿上哪告就去上哪告”?上海市宝山区国保大队的顾处长说:“什么法律?我说的就是法律!”【8】

2010年5月13日,四川省西昌市“610”操控市法院非法庭审四名法轮功学员。开庭前,三个律师在法院办手续时,法官杨波就先打招呼:“不许对法轮功作定性上的辩护”【8】,并告诉律师最高人民法院有文不准律师对法轮功作定性辩护,律师叫拿出文件来看看,杨波说是内部文件,始终没拿出来。

2010年11月16日上午九点左右,赤峰市红山区公安分局警察在九中小区二路站点绑架了法轮功学员崔月秋,随后抄家,抢走私人财物。不久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对崔月秋秘密开庭,非法判刑三年半。崔月秋的丈夫王先生多次找公检法司等相关部门说明真相。而一法院的工作人员对王先生说:“对法轮功案件的处理并没有法律依据,我们只是依照一个内部文件,而这个文件我们不能给你看。”【8】这个“内部文件”到底是什么?这些年来,法院一直以内部秘密文件代替法律,非法重判法轮功学员。

对正义律师的迫害

在真正尊重法律的西方国家,即使被告无律师,法院要鼓励家人请律师。在中国却有一个怪现象,政法委和“610”下令不准律师为法轮功做辩护,造成律师不敢接“法轮功案子”。一些明白了真相的律师敢于给法轮功学员作辩护,政法委和“610”却下令不准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在辩护过程中,中共法院要么秘密开庭,要么恐吓家人不准请律师,要么百般刁难阻挠正义律师的介入,要么屡次改动非法庭审时间,或不通知律师开庭时间。这些勇敢的律师受到中共的报复,骚扰,甚至被吊销律师执照。更为严重的是把律师抓起来,说律师泄露国家机密,包庇罪犯等等。

虽然高智晟律师对中国司法界的黑暗深有体会,但他作代理律师时仍为法轮功学员被完全剥夺人权的现状感到震惊,并且他自己马上受到迫害。他在致胡温的第二封公开信中说:

“从10月20日早晨起,北京市安全局、北京市公安局的约二十名左右的便衣开始寸步不离地跟踪我及我的家人。每天至少有不低于9辆的车围在我家门口的三个方向,18日、19日、20日三天,车辆增加到二十辆以上,10月19日,我接到了赤裸裸的威胁电话,10月20日开始,我的夫人吃惊地发现,两位不明身份者从我的家门口开始跟踪我那才12岁的上学的小姑娘至学校,以后天天如此,直到11月15日那两位不明身份者的身份才明朗──他们开始贴身跟踪我。从11月20日开始,我的家门口和办公室门口每天各守着不低于3名的便衣,他们每隔几小时轮换一次。从他们出现后的第二天,我夫人每天接送孩子上学的自行车莫名奇妙地丢失,而同一车棚中近百辆自行车却安然无恙。昨天夜里,20多名便衣守在门口,我们新买的自行车的两个气门芯都被拨掉,我的轿车上莫名奇妙地被涂上各种无法洗掉的脏物。11月4日,北京市司法局非法宣布停止我的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权利;11月15日,我赴新疆开庭,从早晨出门到上飞机,跟踪我孩子上学的那几位便衣贴身跟踪着我,一到乌鲁木齐即有人接力跟踪我。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司法部官员向新疆有关部门全面调查我的含出身、政治清白度、有无行为劣迹及是怎么混进律师队伍、如何从一个律师变成‘坏分子’的全面材料。这种与‘文革’整人的套路毫无二致的下作做法实在让人哭笑不得。”【9】

公开信的发表引起海内外以及国内高层震动。10月26日,北京司法局律师处处长找高智晟谈话:“揭露法轮功遭到迫害的公开信首先损害了中国律师的形象;其次,违反了职业道德和律师的本职。如果你与我们合作,就要收回这封信。否则,我们将被迫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遭拒绝后,中共政府于11月4日下午宣布停止高智晟律师事务所营业一年。【10】

2005年12月12日,高智晟律师再次以“必须立即停止灭绝我们民族良知和道德的野蛮行径”为题,第三次公开上书中国当局,用颤抖着的心和颤抖着的笔记述着那些被迫害者六年来的惨烈境遇。

“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为了心灵中的信仰,会在政府的和平时期经历着如此规模的、如此持久的、如此惨烈的灾难。这种仍在继续着的和平的今天的灾难,使数以千计的无辜同胞丧失了宝贵的生命,数以十万计的人民被剥夺了自由。我们看到的真相表明,所有被非法剥夺自由期间的同胞,都遭到了令文明社会难以置信的对肉体的摧残过程和对精神的野蛮杀戮煎熬。这场完全丧失人的理性的迫害过程,还使的一亿多的法轮功信仰者,一亿多个家庭的数亿人遭受了传讯和恐吓,剥夺就业资格、工作机会、收入,被抢劫财产的不同程度的、不同性质的迫害和打压,这是多么的愚蠢、危险和不道德的恶举。这是在持续地与全体中国人民、与人性文明及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为敌啊!这个制度怎么会需要这样的价值呢!我们还有何理由、有何道德条件拒绝反思呢?”

“中国的政府,你们必须有自己是政府的心态,只有这样,你们才有可能从政府的角度,以政府的心态和政府可有的逻辑思路去面对灾难性的现实问题。才不致会发生像“六、四”屠杀、虐杀自由信仰者的镇压法轮功运动及新近在广州枪杀手无寸铁同胞这样的冷血事件!但我们时常不得不痛苦地面对这样的现实问题,那就是:长久以来,中国的政府,类似这样莫名其妙的针对无辜人民的罪恶屡屡发生,面对灾难中人民绝望的呻吟、呼喊永远是无赖般的沉寂或张牙舞爪施以流氓打压手段。”

“公开的政治压力加利诱,摧毁了警察最后的一丝善良本性,人性恶的一面迅速发酵膨胀,做人最基本的良知底线不再被顾及,警察实际上也是这次丧失人性的疯狂运动的受害者。‘文革’后,我们民族得以稍许复苏的人性、道德、良知、正义、仁爱等基本价值理念,再一次被彻底的摧毁。国家公职人员的正气,正义及先进性只成了官控媒体中取之不尽的令人民唾骂的谎言!而灭绝正气,正义、良知及道德却成了公职者的职责,被要求提至‘讲政治’的高度去执行。”【11】

因为他的三次上书,高智晟律师于2006年8月15日被中国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中国法院2006年12月22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高智晟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朱宇飙律师是广东省公开为受迫害法轮功学员伸张正义的第一个正义律师,2005年、2006年期间,朱律师曾分别为三名被非法庭审的法轮功学员辩护,他的辩护词精彩严谨,令中共法庭大为尴尬、震惊。朱律师在为受迫害法轮功学员高焕莲做无罪辩护后,审判官、法官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个个哑口无言。半晌,指控人突然不知所措地说:“觉得好,就在家炼功吧!不要出来。”2007年2月11日朱宇飙律师在广州番禺被绑架劳教迫害一年半。2010年八月十八日,朱宇飙律师在其住所再次被非法抓捕、并被非法抄家。2011年5月4日广州市海珠区法院第十法庭非法庭审朱宇飙律师,并枉判两年。

自2006年以来,北京市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李和平律师因为参与营救高智晟律师,长期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警察、朝阳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骚扰,被将台路片区派出所的警察24小时跟踪监控。2007年3月,在石家庄法轮功学员王博亲人的多次请求下,决定接受代理王博案件。3月12日,他和其他五位律师到石家庄中级法院交律师手续。第二天,北京市司法局就到李和平的律师所表示“关注”。3月16日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警察就到律师所施压,说“代理敏感案件要注意影响”。该案二审于2007年4月27日在石家庄中级法院开庭时,李和平等律师就王博案一审适用法律不当、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司法程序错误等,并从宪法至上、信仰自由、维护人权的角度,做了全面的辩护。这是大陆律师首次冲破中共的禁区,从法律层面上系统的、全面的为法轮功受冤者伸张正义。2007年10月29日下午5点半,李和平律师在其办公楼高斓大厦下被蒙头绑架到一不明小屋内遭毒打,歹徒并动用了电棍,他被打得遍体鳞伤,直至凌晨一点多,歹徒将他扔到小汤山的荒郊野外,之后他自己艰难的摸黑回家。李律师的移动硬盘、手机卡、律师证被抢,笔记本电脑被歹徒拷贝后彻底格式化。

郭国汀律师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调解员。他接了法轮功学员瞿延来的案子,监狱当局不让他见瞿延来。后来他把书面申请抄送司法局长、监狱局长,明确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继续拒绝的话,我将向司法部国家监狱管理局,到最高当局申请,如果还不理睬,我就准备强迫公布。但最后当局仍没有给他任何回应。所以他就写了一篇文章,“百无一用是中国律师”。2005年2月23日,郭国汀律师被中共当局非法强行停业。同年3月6日,他被中共当局罗织"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名刑事拘留,并被非法软禁在上海家中长达两个半月。5月20日被变相驱逐出境,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


大连律师王永航及北京律师韩志广为法轮功学员丛日旭做的无罪辩护使公诉人员理屈词穷,法院当庭没有宣判。过后王永航律师遭到警察毒打关押,而丛日旭也被秘密判刑三年。事后,王永航因为法轮功学员作无罪辩护而被警察抓捕,腿被打得骨折,送入看守所,被酷刑折磨,最后被判刑七年。

第五节 中共国家政权全面黑社会化

由于中共利用公检法司系统对法轮功的非法打压,由此对中国社会道德基础的摧毁和对司法制度的破坏,加上以个人效忠为目的和贪污腐败为捆绑手段的环境,中共国家政权全面黑社会化是必然和唯一的结果。

政权黑社会化

2006年2月16日美国之音报导,“中共政权行为黑社会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12】。中共政府以经济利益赎买政治权力的路线方针,导致了从上到下的全面腐败。一方面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毁坏了它的道德和司法系统,因而拿不出反腐败的有效措施,缺少约束地方政权勾结黑社会的“执政能力”,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传统的反和平演变的政治惯性,把主要精力用在防堵“颜色革命”上,结果加速了中共统治的黑社会化。

如果说,黑社会也有他们的一套规矩,即“盗亦有道”,而现在中国却出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进程,掌权者甘心情愿黑社会化,什么规矩都没有了,其原始和血腥的程度甚至连黑社会都不如。贪婪使人变得不可理喻,与贪婪结合的权力尤其疯狂,而邪恶的制度又让疯狂的权力畅通无阻。各级官员的无法无天、滥用权力、穷凶极恶,得到了来独裁兼黑箱制度的保护和鼓励。所以,极端贪婪且无法无天的官权已经使中国进入最为可怕的状态--官匪一家。黑社会以贿赂收买官府,官府利用黑道力量摆平麻烦。公权力变成私权力,官府也必然变成黑社会。

细心的中国人都会发现如今中共控制的国家里,称谓已经变的赤裸裸的黑社会化。无论是文艺作品,还是在现实中,每个单位的第一把手,都被下属成为“老大”;还有些人直接把领导称王哥、张哥的、…….下级单位的人对上级单位只要是有实权的人皆称“老大”。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称谓,其实有很强的中共败坏中华传统文化的因素存在其中。首先,这样的称谓会极度膨胀当权者的私欲,从而惟我独尊,不可一世,喜欢听顺耳话,听不进善意的劝谏忠告,更有甚者对提忠言者打击报复,甚至对无意的话也会打击报复。比如江泽民就因为下级说了句“在北京你说了算,在这里我说了算”的话,把这位拍马屁拍错的官员革职;还有一个官员说了句“请江泽民同志下台剪彩”的话,再不被录用。

这样的称谓对每个人的正信产生强烈的磨损作用,一味的增长奴性,明明知道被称为老大的领导的做法是错的,也不敢说,惟恐遭到打击报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的责任心,被明哲保身的自私所代替。

这样的称谓,把单纯的上下级工作关系,变成了带有肮脏交易的黑社会头目与马弁之间的关系。一旦被称为老大的头目说了话,那就变成了不可逾越的圣旨,再难办的事情,那些堕落成马弁的下级也会挖空心思不择手段的去办。

黑社会组织是一种通过犯罪途径获取利益的非法组织,中共组织本质上也是一样,所不同的是中共用一套“思想理论”把它的犯罪活动变成了理直气壮的革命行动,或者合情合理的正当行为。将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彻底颠覆,将是非黑白完全扭曲,让人们以它的是为是,以它的非为非,这样不管它犯多大罪,它都永远正确。因为国家权力对这种黑社会的支持,不仅使之从不谢罪,而且摆出一副将犯罪进行到底的流氓嘴脸。其组织之庞大、谎言之精致及犯罪之规模都远非一般黑社会所能望其项背。小的黑社会可能只是一些争地盘的街头小混混,大的黑社会组织则会走向专业化、公司化、集团化,其首脑则会步入政界、商界成为有头有脸、冠冕堂皇的人物。但像共产党这样能够国家化,并以国家民族代言人身份自居的在黑社会组织中可算是登峰造极了。

由于中共的无法无天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黑社会化。这种黑社会化的集中体现表现在价值取向的惟利是图和不问是非。今天的中国社会从上到下、从官到民、各行各业、各个阶层无不是惟利是图、看钱办事。这种价值观念的黑社会化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罪恶层出不穷,整个社会看起来就是一个大黑社会。没有公平、没有正义、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申。

权力的黑社会化是可怕的。但比这更恐怖的是黑社会化的权力普及化和它的完全日常化。这正是今日中国专制权力最显著标志,这样的显著标志由以黑社会化的警察权力来实现的。许多地方公安公开使用黑社会手法或直接利用黑社会对不同政见者进行恐吓,甚至暴力侵犯。中国的黑社会从牟取经济利益以及牟取政治利益,整个国家和社会就笼罩在黑暗之中。

已曝光的许多案例表明,维权人士和抗议民众被警察跟踪、遭辱骂、被殴打。例如,中国维权人士赵昕去年陪同父母到四川九寨沟游览期间在一家酒店遭到7名不明身份者毒打;湖北省枝江市人大代表吕邦列陪同英国卫报一名记者前往广州番禺太石村进行调查时遭暴徒痛打至昏迷;参与广州太石村维权工作的律师唐荆陵在探望维权人士郭飞雄之后也遭到不明身份者的跟踪和殴打。

暴力拆迁

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越来越像黑社会了。共产党高官自己甚至就是黑社会老大,尤其是公安人员直接参与黑社会的更多。他们控制娱乐场所、商业市场,参与走私贩私、贩卖毒品、敲诈勒索、绑架暗杀、操纵卖淫、强奸民女……。许多政府行为依赖黑社会进行。最典型事例就是城市拆迁、农地征用。

自中国国务院1998年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以来,随着住宅全面商品化的趋势,中国房地产开发进入井喷状态。“但是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疯狂增长,却并非普通百姓之福,随房地产开发带来的‘圈地运动''''''''''''''''将许多无辜的城镇居民和城近郊区的农民卷入强制拆迁乃至暴力拆迁的漩涡中。随着城镇房屋暴力拆迁越演越烈,已经构成对公民生命权和财产权的严重侵害,演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尽管中共政府出台了几部相关法规,但强行拆迁、暴力拆迁在中国却越演越烈,“而且从深度、广度、施暴手段、时间持续性等方面呈现日益恶化的状态,并没有被遏制或者有偃旗息鼓的迹象”。中国大陆官场“雷人雷语”层出不穷,比如,“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强拆你们知识份子吃什么”。“暴力拆迁正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的毒瘤,并已经演变成为严重的人权灾难”。【13】

香港“明报”报导,在一些政府征地或拆迁事件中,发现有“不明分子”参与其中,使用类似黑社会的暴力威吓手段逼迁。【14】抛开法律,用潜规则大行其道,这正是黑社会的手段。由于拆迁都是政府操作的,价格都是政府定好了的,百姓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开发商以政府开发的名义强行推进,而拆迁户们在白社会和黑社会的双重逼迫下只得连连后退。政府或者官员把房子和土地便宜买下来再卖给开发商赚取差价,甚至帮助开发商直接从人们手里买来廉价的房子和土地,为了达到目标,寻求与黑社会的联合成了流行的做法。

中共在拆迁中所引用的法律条文主要有,2001年6月6日国务院第40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07年3月16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及2010年12月15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稿)》

当上位法制定或修订后,下位法与上位法相冲突的情形出现时,下位法的“自动失效”本是一个法律常识,也是裁判机构和执法部门理所当然的选择。鉴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下位法地位,从理论的角度来说,《物权法》的出台使《拆迁管理条例》已自动失效,这毫无问题。但是,事情往往不是这么简单,基于利益、传统、理念、体制等多方面的影响,上位法常常会被执法部门和裁判机构“选择性遗忘”,而依据原有的下位法“依法行政”。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显然《拆迁条例》并未“自动失效”,两者的冲突在于《物权法》“尚未生效”。在拆迁过程中发生争议,吃亏的往往是老百姓。原因很明显,政府和开发商两个强势集团坐到了一起,一个出地,一个出钱,在这样的交易中,私人合法财产被彻底忽视。当然,被忽视的还有宪法和物权法。

郑恩宠律师在分析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稿)》后认为[【15】,宪法是物权法上位法,物权法又是“新拆迁条例”的上位法,如此修法只是骗骗外行,骗骗老百姓而已。“二稿”将“一稿”中很多有利于被拆迁人的条例删除,例如,公民的“回迁”权利被剥夺。当每拆一平方米的补偿价是一万元,但“回迁”房的价格可以定价为三万元,全部由政府说了算,你永远没有“回迁”的权利。“一稿”在法律责任部份,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屋征收部门几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违法行为,列举了“非因公共利益需要征收房屋”、“未按照房屋征收决定确定的征收范围实施征收”等14种违法行为,但“二稿”中几乎把这些约束政府、主管部门和工作人员行为全部删除、取而代之的是“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难以操作的抽像表述,这种修法不过是又一次玩弄文字游戏的表演秀而已。他还说,中国大陆的法律设定政府的权力又多、又滥、又细、又可操作;设定政府的责任与义务,又少、又原则、又不可操作。设定公民的权利,又少、又原则、又不可操作;但设定公民的责任与义务,又多、又滥、又细、又可操作。

2009年10月2号,中国民间的"维权网"发布中国《城镇房屋暴力拆迁问题调查研究报告》,对发生在中国城乡各地的强制暴力拆迁问题,以及中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政策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该调查报告对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进行了立法、执法、司法以及社会政治层面的分析,发现造成暴力拆迁的根本原因有如下几点:“国家缺少宪政制度安排;中央政府的不作为;地方政府公权力的滥用;政治权力(特别是地方政权)和房地产开发商结合,构成强大的房地产利益集团,这种资本和不受制约的权力结合而成的利益共同体,对公民权利构成巨大的破坏;司法不公正不独立,缺乏最后一道救济防线;中国的低人权经济发展路径不仅成为一种制度安排,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文化。整个社会缺乏尊重人权,尊重财产权的气氛;中国走向以发展经济,促进GDP增长为单一价值导向的畸形发展路线,全社会为了获得财富而不择手段;社会道德全面崩溃。多年的强制无信仰状态,使社会失去了维系成员间正常的人际关系的能力;业主的自发维权和民间维权力量,面对强大的暴力机器,不足以制约不断升级的暴力拆迁”。

该报告总结了1999年-2009年十年间暴力拆迁的基本状况,特别指出了公权介入拆迁日益严重。该报告说:“如果暴力拆迁仅仅是来自民间的强暴,当会因为政权力量的压制而不至于蔓延无边,但是当政府在‘发展硬道理‘的思想指导下,也加入到’强横有理‘的队伍中时,情况发生了大的变化。在拆迁的最初时代,一般是拆迁公司和开发商的企业行为,但是近年来,政府为了突出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政绩,一方面大搞政绩工程,另一方面也加快房地产开发,以充实地方财政,以至于不断为房地产开发商的拆迁保驾护航。不仅使用行政强制手段,甚至动用公安警察和防暴警察”。“政府强制拆迁和黑社会暴力拆迁日益结合在大部份暴力拆迁中,既有政府的默许,也有黑社会的实施,二者有日益结合的趋势”。该报告还列举了暴力拆迁的各种强制施暴手段:

(1)断水断电,阻断道路,使尽流氓手段使拆迁户无法生活,从而达到“逼迁”的目的。

(2)在被拆迁户外出时强行拆除

(3)夜间以暴力将住户强行绑架至户外,迅速拆除建筑

(4)政府出动强大警力保护,直接协助实施暴力拆迁

(5)直接实施打砸暴力,制造恐怖气氛逼迁

以下是几例典型的暴力拆迁事件。


2007年1月25日,拆迁者闯入郑州市中原区岗坡村“福兴放心肉铺”内,入侵者把保姆曹翠莲和6龄童马小军用透明胶带捆脚、封嘴,站在他们面前,手里拿着砖头威胁,“再动,用砖头砸死你!”其中一个入侵者威胁孩子小军。一台巨大的挖掘机,已经把店铺的门挖了个大窟窿。2007年5月24日凌晨2点多,挖掘机轰轰响,几下房屋就倒塌了。

2008年,山西宜琚房地产开发公司看准山西汾阳市八槐街、葫芦肚、西府街是该市的黄金地段,于是从该年开始拆迁,期间伴随着政府官员滥用职权,动用警力,假公济商;开发商动用黑社会、黑势力用恐吓,威胁,欺压的手段暴力拆迁。最后,三条街上的许多居民在暴力拆迁者的威胁之下流着泪,含着怨恨搬走,多人被逼疯、逼病,甚至被逼死。在整个受害过程中,当地政府充耳不闻。受害者被迫到北京申诉,但是没有任何结果。

2011年9月17日上午约8点钟,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区政府雇凶一百多人拿着铁棍、开着挖土机。歹徒们撬开陕西省西安市红十字会巷住户的门,强行把他们拖出,砸毁财产,并强拆住房。当住户们在睡梦中惊醒时,发现门已被撬砸,他们遭强拖出门,而且,所有财物被砸,家具被毁。75岁的陈老太说:“我不甘心,政府雇佣黑帮,抢夺平民的财产,现在的政府实在太黑了。”

2011年11月25日早8时许,古蔺县县委书记何广斌伙同公、检、法与黑社会,出动几百人。在彰德建国村强拆村民王义德家的商住、圈舍一体的500余平方米的房子,并将全家4人抓走,强行将他家的房子连同家庭所有财产夷为平地,王义德百万财产全部被抢一空。

2012年2月4日早上,湖北武汉市硚口区数百名拆迁办工作人员到东风村张贴拆迁公告及发传单,带头的人向天鸣枪警示,并对阻挠拆迁的村民进行暴力殴打,造成多名村民严重受伤。

湖北的维权组织“民生观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表示,目前发生在各地的房屋暴力拆迁已演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暴力拆迁这样一个现象近年来应该说是越演越烈…很多地方甚至公然利用黑社会的力量对老百姓的房子进行强拆。当老百姓跟他们抗争、抵抗的时候,往往遭到暴力对待。打伤人,打死人的现象也是不断在发生。”

中国政法大学的滕彪律师表示,中国越来越多的拆迁案件显示,各地政府以公权力介入暴力拆迁的现象相当普遍,另外由于中国的司法系统不独立,暴力拆迁案件也往往得不到公正的审理:“从我介入的一些拆迁的案件来看,各地的公权力介入拆迁案件的还是比较普遍的。包括政府会利用公安、武警、城管等等,包括法院等各种势力去介入暴力拆迁或非法拆迁。几乎所有的暴力拆迁背后都有黑社会的介入,也是政府背景的黑社会力量。”

《城镇房屋暴力拆迁问题调查研究报告》还认为,“导致暴力拆迁的更深层原因来自于中国目前的立法、执法、司法,以及政治制度等层面。由于中国缺乏宪政民主,中央政府不作为和地方政府滥用公权力等不受任何制约,导致官商勾结形成利益集团,他们对公民权利构成巨大的侵害。同时,司法不独立、人权状况低下,以及以单一追求GDP增长的畸形经济政策,也是造成各地暴力拆迁不断升级的主要原因”。

强拆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地方官员或者是地方的事,实际上是体制上的原因。为什么这些官员可以公然地无证拆迁,扩大拆迁范围,公然对老百姓进行抢夺?没有制度上的保障,没有制度上的默许,他们是不敢这样做的。事实上他们这样做是受整个制度保护、默许、纵容的。

 

(接下文,待续) 

大纪元:www.epochtimes.com/gb/12/6/8/n3607397.htm?p=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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