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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江泽民》第六章 以恶治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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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

黑社会化的始作俑者

邓小平时期,中共政治改革已经开始启动。赵紫阳执政时期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政治改革方案。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公务员制度都已经开始着手。但在江时期,因为其任人唯亲,利用政治腐败作为自己维护个人权力的工具,上海帮、江家帮、血债帮盘根错节,中国政治权力走向了全面的腐败的黑暗时期。官场买官、卖官成风,提拔重用的不是贪官就是庸官,官僚体系空前膨胀。中国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官僚贪污腐败集团。民众对政府缺乏信任,满意率极低。

江泽民以腐败治国,把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不但摧毁了中共改良的可能,而且严重伤害了民众的利益,使中国贫富差距极大。并在经济繁荣的假象背后,使中国的经济、政治、道德、生态方方面面充满了危机。

江统治时期,还大力扩充武警部队,加强封网,使政府堕落成为监控、迫害善良百姓的工具,法制倒退。特别是从1999年7月开始的对法轮功的镇压,所采用的完全是黑社会的恐怖行动,违法迫害,假造自焚,动用酷刑,活摘器官,无辜重判,阻挠律师辩护,不让亲友到庭等等。阻挠人们知道真相,用尽各种招数蒙骗民众,国外的新闻媒体不准看;互联网搞封锁。

此外,江统治下继续阻碍政治改革,剥夺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几乎所有拥有独立信仰、独立人格和不同见解与要求的个人和群体,包括下岗工人、宗教信仰、气功锻练、民主人权、新闻媒体、政治异见,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他还加大对新闻的钳制,不允许人们通过互联网看到真实的信息。江泽民因此多年被著名人权组织“国际大赦”评为“人权恶棍”。中国的人权灾难亦被其输出到海外,蔓延全球。

江泽民政治上的专制和腐败,经济上的暴敛和贪婪,使得中国社会把钱当成衡量一切的标准。而金钱又把社会道德严重污染,使正常的社会运作模式被破坏,传统的价值观念遭到彻底颠覆,从而进一步加快了中共政府的黑社会化进程。

第四节 极端的维稳


《明镜月刊》对中共“维稳”的定义是,“中国式维稳,克格勃加黑社会”。【16】

国内维稳经费连年超军费

中共维稳的概念提出于1991年4月,当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政法工作的通知》,将各地党委主管政法的部门统一为政法委。90年代的维稳主要体现在前两次的严打。一般认为被官方正式宣布的严打有四次,分别发生在1983-1986年,1996-1997年,2001-2002年和2010年,没有例外的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法委主持的。其中后两次因为和迫害法轮功有关而有了特殊的含义。

1999年610办公室成立以后,纳入以政法委为中心的维稳机制,一方面迫害法轮功成了维稳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在迫害法轮功中建立起的手段、方法和机制使维稳变成了控制全社会的庞大的产业和利益集团。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执行人罗干同时兼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和“中共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各级“610办公室”就设在“政法委”内。在迫害法轮功时经常引用的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简称“领导责任制”)、一票否决权制和领导责任查究制,就是把各地迫害法轮功的情况和主要领导官员的政绩升迁利益捆绑起来,或者说迫使主要官员每个人手上都沾血。

这几年中共在“维稳”上的投入有了大量的增加。2010年5月27日出版的《社会科学报》公布的数据表明,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到5,140亿元。据《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显示,中共维稳的“公共安全”开支已高达6,244亿元。“中国今年维稳费用继续超过军费”成为世界各大媒体关注的内容。路透社2012年4月30日报导,中共为了巩固权力而拨出大笔维稳经费,2012年比前年增加了11.5%,达到了7千亿元。而2012年的国防经费才6千3百亿。【17】虽然因为中共的军费开支不透明,很难准确的把军费拿来与维稳费用作比较,但是维稳费用的增加之巨,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财经》杂志于2011年5月9日曾发表长篇报导,谈中国维稳经济题目是《公共安全账单》。该报导援引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孙立平的文章,《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说,近年来,“各地维稳投入急剧上升,维稳成本相当高昂,一些地方甚至已经到了不计代价的程度。”【18】中国学者蔡慎坤发表文章“中国特色维稳付出了多大代价?”他指出:“一些地方的维稳经费已经出现紧张局面,以往维稳机构很大方地解决上访人员吃住交通旅行费用,如今开始倒过来向上索取维稳费用。有的地方政府已经对现有的而且仍在不断增长的维稳经费无力承受,而老百姓对所有成本转嫁到他们身上的维稳方式忍耐到了极限!”。[10]这说明维稳已经是中共维持统治的最重要的机制。维稳却是由中共制造了迫害和动乱,再用国家巨大的人力和财力,继续强迫镇压已经被迫害的人们的恶性循环运作。

中国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由于受不同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经历了不同的阶段: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末,称“群众闹事”、“聚众闹事”;80年代初~80年代中后期称“治安事件”、“群众性治安事件”;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称“突发事件”、“治安突发事件”、“治安紧急事件”、“突发性治安事件”;90年代中期~90年代末期称“紧急治安事件”;90年代末~21世纪初期称“群体性治安事件”。2005年7月7日,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指出,当前中国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有些矛盾集中显现,并因此发生了一些“群体性事件”,他纠正了国外记者用的“骚乱”这一说法,而代之以“群体性事件”。显然,“骚乱”这个词有损中共的“和谐社会”的面子形象,如同把“失业”称为“下岗”一样,“群体性事件”是中共用来掩人耳目的一个中国特色的词汇。

近年来,农民失地,暴力拆迁,环境污染,工人维权,贫富不均,官民对立等等都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体抗暴潮。中共的应对措施就是进一步的暴力镇压,如此恶性循环。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群体性事件约0.87万起,1994年约1万起,2003年则达到6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据《华尔街日报》引用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估计,2010年中国发生了18万起抗议和骚乱等群体事件。由于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使得很多群体事件在政府封杀之前就在国内外被广泛传播和关注。比如,重庆万州事件,贵州瓮安骚乱,湖南吉首示威,湖北邓玉娇刺官案,湖北石首事件,浙江钱云会事件,广东乌坎事件,广东增城市新塘事件,重庆万盛区聚集事件等等。

中共是造成动乱的原因

瓮安骚乱是2008年6月28日下午发生在中国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的群体性事件。聚集的民众达到约2万人,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受到当地群众冲击,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被点火焚烧。事发缘由是一名中学女生非正常死亡,学生抗议讨公道时遭到当地警方粗暴对待,引起当地群众强烈不满,造成官民对立的大骚乱。据官方解释,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在开矿、拆迁安置的时候,民众的利益受侵犯,而一些官员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手法粗暴,并肆意动用警力加上地方黑恶势力坐大,产生民怨。

邓玉娇刺官案是2009年5月10日晚发生于中国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野三关镇的一起宾馆女服务员出于正当防卫目的意外刺死、刺伤镇人民政府人员的刑事案件。三位官员要求服务员邓玉娇提供“特殊服务”,但遭邓玉娇拒绝,三位官员恼羞成怒之下便试图强奸邓;邓玉娇在几人冲突中,出于正当防卫目的慌乱场地抓起水果刀,刺伤邓贵大和黄德智。邓贵大则抢救无效死亡。此案发生后迅速名震全国,邓玉娇也被许多民众称赞为“当代烈女”。

钱云会事件起因于中国浙江省温州市的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的一位村民2010年12月25日上午9点多,在虹南公路寨桥村路段,被一辆解放牌重型自卸货车辗死的事件,以及之后几天发生的官民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引发国内外多方的媒体报导和多方调查的事件总称。

乌坎事件是2011年发生在广东省汕尾市所属陆丰市的一宗群众运动。由于土地被村委会成员私下变卖,村民代表两年十数次之上访仍丝毫不得解决,村民与汕尾市与其下之陆丰市政府发生矛盾。2011年9月21日东海街道乌坎村有三四千人聚集在陆丰市政府大楼与派出所,不久获政府答覆,可问题没有实质解决。乌坎村之后再爆发多次示威,警民发生激烈打斗,之后村民自发组织“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在12月9日起村民每天在村内村委会附近的仙翁戏台前集会示威,并在游行通往陆丰市政府大楼前与警方爆发冲突,此后开始警民对峙局面。

虽然中共数十年一直高喊“稳定压倒一切”,但是中共的胡作非为却使社会越来越不稳定。近几年大陆社会矛盾,包括群体抗暴事件,越来越突出,于是为了维护高压统治,从中共中央到地方,甚至基层的乡镇街道,都出现了“综治办”、“维稳办”等机构,常常又和“610办”、“防范办”在一起办公,比如在一些基层文件中会看到“维稳办(防范办)”、“维稳办(610办)”的说法,所以有人猜测是不是“610办”改名叫“维稳办”了。

中共的“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简称“中央综治委”)成立于1991年,是中共中央的“直属工作部门”,下设“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简称“中央综治办”),它是“中央综治委”的办事机构,与“中央政法委”机关合署办公。“中央综治委”的主任一般都是中央政法委书记。

“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是中共中央的“议事协调机构”,正式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但其下设的办公室“维稳办”在各地的建立是近几年的事情。“维稳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包括: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综合治理委员会、中央宣传部、公安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其常设办事机构是“中央维护稳定工作办公室”(简称“中央维稳办”)。同“中央综治办”一样,“中央维稳办”也是在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合署办公。“中共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一般也是中央政法委书记。“维稳办”主任通常由政法委副书记兼任。“维稳办”涉及到社会多个方面,并不仅限于政法方面。因此,其成员单位比中央政法委广泛,除公、检、法系统及国安部门外,还纳入宣传部门。中共从中央到各省、市、县直到乡和街道一级、乃至重要事业、企业单位都设置了“维稳办”。

“维稳办”虽然成立已久,但首度引起外界关注,却源于2008年的沃尔玛“工会门”事件。2009年,大陆媒体《南风窗》杂志连续发表文章:“09年维稳新思维”【19】,“‘维稳办’走上前台”【20】,反映了中共数十年的“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统治模式,是造成社会矛盾日益频发和冲突日益加剧的罪魁祸首。

人人为敌的“群众战争”

在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所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民并没有迎来国泰民安和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社会矛盾反而日益尖锐。中共没有顺应民心,还给人民宪法保障的各种权利和自由,中共的做法是把过去发动群众“告密、检举、群众斗群众”的那一套又搬了出来,再次推行人性中最为恶劣的品行。

2005年,全国政法系统开始重拾多年前的“先进经验”——“枫桥经验”。此一经验为1963年浙江诸暨县枫桥镇在党魁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以后,总结出的一套“发动群众,加强专政”的经验。1979年以后渐渐从中国的政治话语中消失,直到2005年再次推广。这一次,“枫桥经验”被总结成“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中央政法委向地方提出,构建县、镇、村三级综治工作平台,号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难事县终结”。

随着社会矛盾,特别是大规模群众抗争维权事件的频发,从2009年起,中共的“维稳办”也正式走向前台,不再只是各乡镇的“内设机构”,而是拥有了自己的“门脸”。同时,中共把高压“维稳”重心锁定在基层,要求乡镇(街道)要由党(工)委副书记牵头,把政法、综治、维稳、信访等方面力量整合起来,形成“综合治理”,实为高压暴政的立体的控制网络。

专职机构并不能做到人盯人,用金钱动员全社会才是中共的传统邪恶做法。《南方周末》曾发表一篇报导,称“临时工”撑起中国维稳体系:“发动群众参与战争”。这些“临时工”,就包括中共发动的群众。文章说,“送奶工、送煤气工、保洁员、物业管理员……这些千家万户都离不开的人,成为公安机关延伸开去的触角。他们以自己特有的观察力,随时收集每个角落的治安信息。”【21】在一些重要部位,这些眼线的分工十分精细。例如,每个被公安局划入涉稳人员等七类重点人员的所谓“危险分子”身边,都要安排两个眼线,进行有效监视控制。这些人有一个称号叫“治安志愿者”,虽然是志愿者,却是要付钱的。文章中以江苏省宿迁市为例,不到一年,宿迁市已有了3.8万名治安志愿者,相当于每142人中就有一名,一张严密的“防控网络”就织成了。公安机关通过考核奖励细则,对志愿者进行累计积分管理,每1分换算100元,由财政建立专项基金兑现奖励。志愿者可以获得最低0.01分、最高100分的积分。累积到一定积分后,以奖金兑现。可见中共用纳税人的钱进行特务统治。

山东青州市邵庄镇综治维稳中心主任陈湘颖在其政法委网站上发表“经验交流”说,该中心投资28万,装修办公室和配置设备,又投资10多万元,在镇区、社区、村主要路口安装电子监控系统。维稳中心下设综治办、“610办”、信访办、司法所等六个机构,工作人员由原来的3人增加到11人,聘用村综治维稳信息员(也就是内部监测的特务)120名,按规定发放补贴。还在每个社区建立社区维稳工作站,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社区。在村一级,由村里“有威望”的“五老”和妇女代表组成村维稳工作站,各村成立15到20人的治安巡逻队。要求坚决将上访人员控制在当地,防止越级上访。

青州市王府街道综治维稳中心主任李传德在交流中按中央的口径说,要推行街道、社区、村(社区)“三级联防”的群防群治措施,要创建“大防控”格局,搞“人防、技防、物防”的“三防”。“人防”就是人盯人,要巡逻队员实行每天24小时巡逻,严防死守,确保不出任何问题;“技防”就是采用高科技手段,比如在北关社区投入资金30余万元,在社区各主要街道、重要部位安装监控探头38个,实现了对社区的全天候无缝隙监控;“物防”就是要建立社区组织,调委会和警务室,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李传德还在文章中特别提到,把3名法轮功人员弄进法律培训班学习(“法制培训中心”就是强制转化的洗脑班),刑事拘留1名法轮功学员,破坏资料处2处,确保辖区内无一例法轮功人员外出串联等。

山东青州市政法委网站上有两份“文件”,是青州市综治办、维稳办和“610办”印制的明细账表格,供各镇、街道、园、区综治维稳中心使用,名称叫“村、社区综治维稳工作站台帐”和“镇综治维稳中心工作台帐”,里面有“综治维稳信息员基本情况登记表”,“综治维稳信息员每月补贴情况登记表”,以及很大一部份由中共青州市委610办公室制定、分发到各个镇(街道、园、区)维稳中心的关于监视法轮功学员的登记表,而且还细分成“本地户籍长期滞留外地”、“负案在逃”、“失控人员”、“曾外出滋事人员”、“未转化人员”、“判刑、劳教、出班人员”、“重点不放心人员”等七种台帐表格来监控法轮功学员,另外还有“法轮功人员基本信息”表、法轮功人员回访调查登记表、法轮功人员回访谈话记录表等等。由上可见,中共是一个与民为敌的恶党,民众没有起码的自由和权利。在中共恶党的统治下,大陆社会如同一个大监狱。

中共在发动群众搞人盯人的特务活动时,从来都没有放松对学生的控制。在大学里发展“政保信息员”,为中共在学生团体中培养眼线。河南理工大学万方科技学院在2009年的一份政保信息员培训通知中声称,学院从2002年建校起按学生比例建立政保信息员队伍,从最初的25人到103人,政保信息员队伍逐渐壮大和规范起来。通知还特别提到这些政保信息员如何密切关注和诬告法轮功,非法收缴了多少法轮功的宣传材料等。

中共不惜花费巨资,发动人海战术,来建立“维稳队伍”,实施高压统治。很多被“维稳”的对象,都是被中共迫害的百姓,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监控仍然是重中之重。

特务统治的“秘密力量”

前面提到中共以“维稳”为藉口,再次发动群众战争,实行人盯人,实行高压暴政。过去中共靠高压和洗脑欺骗,现在靠金钱刺激。国保警察是中共“维稳”环节链中的直接暴力机器和打手,中共的“维稳”网络当然也是“国保”利用来监视民众的眼线。值得一提的是,中共的“维稳办”和国保还特别重视发展秘密力量。

“联合早报”转载“南方周末”的文章,在“临时工撑起中国维稳体系:发动群众参与战争”一文中指出,中共发展的“治安志愿者”由“四支力量”组成:社区、村庄巡逻力量,街头路面流动协防力量,场所部位治安守望力量,以及隐蔽力量。前三种力量,包括退休人员、城乡低保人员、出租车司机、城管队员、环卫工人、送奶工、抄表员、物业保安、报刊亭业主等各色人等。第四种力量则非常神秘,中共的文件描述是“为我所用,能够爬高钻深、提供深层次、内幕性、前瞻性信息”。

浙江省绍兴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政委杨光伟在一篇所谓走群众路线的文章中陈述,要不断强化“秘密力量”的物建,打破原来以灰色为主的源体框架(也就是低收入阶层),运用经济手段和感情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建立一批文化层次高,活动能力强的为国保工作服务的新型秘密力量,提出“不论具体岗位,人人都要物建秘密力量”的工作要求。

安徽司法厅长孙建新早在2001年3月就有一个在全省国保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长长的发言稿通篇都在讲如何迫害法轮功,还说省、市、县公安机关都要物建和培养一批能深入内部或贴靠目标开展侦察、掌握控制重要阵地,活动范围大、应变能力强的“尖子”特务情报人员。当然,一切都是要用钱来收买的。孙建新还声称要有步骤地开展对秘密力量的考核和培训,完善秘密力量奖励机制。

枪杆子维稳:武警部队

中国学者蔡慎坤的文章说,中国警察五花八门:特警、巡警、交警、刑警、户警、经警、狱警、法警、外事警察、公共信息网络安全警察、禁毒警察、科技警察、国安警察、空中警察、航运警察、缉私警察、林业警察等等。还有一支与警察人数相差无几的治安联防队员和协警。“比官媒公开的这个人数至少多了十倍以上。”[56]除此以外,中国还有一支武装警察部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成立于1983年4月5日,前身是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武装警察部队是担负国家赋予的安全保卫任务的部队,受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双重领导,由内卫、黄金、森林、水电、交通等部队组成。1996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将武警部队总部由副大军区级升格为正大军区级,并于1995年至1999年先后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总队升格为副军级。

武警部队拥有三类八个警种部队,最主要的一类是“内卫部队”,受武警总部的直接领导管理,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武警总队、机动师和总部直属单位。

军队是对“外”的,警察是对“内”的,而当国内遇到重大安全事件、警察应付不了、军队不宜出面的时候,就需要一支对“内”的军事力量,这就是武警部队。中国各地的群体抗暴事件中,常常能看到武警部队出动镇压。近年来特别强化了因应城市的快速反应、迅速到达、防暴反恐,还有控制场面的实战演练和相关的军事训练。中共特别打造了14个可以机动出击的机动师部队,主要承担城市维稳的工作。可见中共已经是惊弓之鸟,草木皆兵

中国学者蔡慎坤说,维稳巨额投入的背后,却是疯狂的腐败。“叫喊不稳的真实目的不过是为了攫取挥霍更多的维稳经费,因而中国陷入了一个维稳的怪圈,越喊不稳越有钱,越有钱越不希望稳定,一大批吃维稳饭的人,不断地制造敌人寻找敌人,甚至视许多的弱势群体为不稳定因素,通过冤假错案大规模的强拆,让这个社会充满了仇恨和动荡。”【22】这就是中国特色维稳本质。

经济“黑洞”

2004年10月,总部设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表了一份两万字的调查报告,《关于江泽民集团利用国有资产迫害法轮功的调查报告》指出,江泽民私下或强制将大量国有资源用于迫害法轮功,造成了几大经济“黑洞”。【23】

黑洞1:巨资支撑公检法机构

从北京公安内部传出来的消息,从1999年7月到2001年4月,全国各地到北京上访被抓、有登记记录的法轮功学员达83万人次(不包括许多不报姓名和未作登记的)。2001年夏天,北京市公安局通过计算北京市街头出售的馒头数量的增加,估算当时来到北京市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超过百万。为了关押法轮功,江命令各地大力兴建或扩建监狱和劳教所。目前中国有大约300个劳教所,700座监狱,全国仅此一项的花费即为天文数字。

黑洞2: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洗脑集中营

为了镇压,江发明了“法制教育学习班”,并把洗脑的“转化率”定为考核各级政府政绩的关键指标。洗脑班除遍布全国省、市、县、乡四级政府外,很多机关、高校、企业和劳教所内也开设洗脑班。

当洗脑达不到目的、依然无法改变法轮功学员的信仰时,“610”就下令用“精神病治疗”。据国际精神健康委员会调查,中国几乎各个省市都把坚定的法轮功关进精神病院、或普通医院的精神科、戒毒所,强制用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毒害人体,至少数千法轮功学员被关进精神病院,所有花费由“610”统一拨出。

黑洞3:传媒业与全部国家宣传机器

中国有2千家报纸、8千家杂志、1,500家电台、电视台、千余家网站,中共镇压法轮功以后,这些媒体铺天盖地的造谣。比如《人民日报》在镇压头一个月中就出了347篇诋毁法轮功的文章,每天就有10多篇。中央电视台仅2002年4月25日至2003年底,“焦点访谈”、“新闻节目”等栏目,就制作了332个诬陷诽谤法轮功的节目。仅“中国反邪教协会”就编辑了30多部反法轮功影视片,每部都花百万元,全国各省市地区举办各种反法轮功的大型展览,还印制散发了各种展板、书籍、光盘、小册子、招贴品等。

黑洞4:教育界、知识界变成了战场

教育部长陈至立强制要求高校开发网路封堵技术,资助各类反法轮功研究,校园内外举办各类诋毁活动等。比如,从2001年起,四川省每年拨给省社科院100万元用于反法轮功研究。江还命令各地成立“反邪教协会”,如北京市科委就曾资助110万元成立“北京市反邪教协会”;2004年初全国大搞所谓“反邪教警示教育运动”,中央免费提供宣传资料。“中国反邪教协会”搞了展览活动近千场次,报告会、座谈会千余场,编辑影视作品30余部。2004年后,还通过中国驻外使馆在海内外大搞反法轮功图片展。

黑洞5:天空与陆地的全方位监视系统

中共耗资60亿搞了全方位的监视系统“金盾工程”,几十万人网路监控人员的工资、开发拦截信息软体,重金购买西方国家网上封堵技术与设备等。

黑洞6:巨资投入海外媒体宣传

以投资控股、大陆商业利益、购买媒体广告、提供免费节目等为诱饵,对中文和西文媒体加以控制和渗透。2001年据美国詹姆斯通基金会调查,“美国主要四种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星岛日报》、《明报》和《侨报》,都受着中国大陆直接或间接的控制。”

第五节 谎治

“以谎治国”是江泽民和中共一惯的治国方针。民间对江泽民的三讲的解读是:讲假话,讲外语,讲排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真实意义应该是:代表暴力,代表谎言,代表腐败。能骗就骗,编不出瞎话,就放空话,编不出空话就用套话,讲不出套话,就说废话。空话、大话、套话、假话加废话统称就是官话。江治时代的中共各级官员上台之后,首先要学会的就是官话。

与谎言满天飞的行为相对比,江泽民口头上却大力提倡讲真话。1996年3月,江泽民在参加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安徽代表团讨论时说:“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讲实情,说真话,实事求是地反映社情民意,这是我们党一贯的传统和作风”,“大家都要讲真话!”1996年9月,江泽民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仍要坚持发扬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作风。一是敬业的作风,热爱党的新闻事业,献身党的新闻事业。二是实事求是的作风,报实情,讲真话。2001年9月26日,江泽民在十五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时说:“作为主要领导干部,坚持讲真话、听真话,坚持讲实效、办实事,就是重要的示范和导向。”2004年7月26日,江泽民会见全军学习三个代表经验交流会代表时强调:当前,特别要在“真”字上下功夫,要真实、真诚。就是要讲真话,报实情,不回避问题,不做“虚功”。

看,江泽民在讲“真话”的时候,都是在讲假话,谎话。

新闻自由之敌

江泽民不讲真话,也容不得别人讲真话,特别是容不得讲真话的媒体。2001年5月3日,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发表一份年度报告,纪念世界新闻自由日。这份报告列出了一份破坏新闻自由的领导人名单,保护记者委员会称这些领导人为“新闻自由之敌”。这份名单中的前十名领导人包括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这是江泽民连续五年列位“新闻自由之敌”名单。江得此殊荣,是因为江泽民对中国仅有的一点点新闻自由都予以了扼杀。

报刊等新闻媒介在西方被称为“第四种权力”,其监督作用巨大。在中国,这些本属于全社会共享的资源却被中共独占垄断,成为替中共施行谎治的工具。中共所有的谎言,所有该让人知道的谎言,几乎全通过这些“喉舌”发布出来,再扩散传播至整个社会。

2002年10月23日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首次发表了一份全球新闻自由排名表,在全球139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和北朝鲜分别列在第138和139位。“记者无疆界组织”在报告中指出,在新闻自由度排名倒数二十的国家中,不存在新闻自由和独立的新闻媒体。而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在2003年称:中国目前是世界上言论、出版自由最充分的国家之一,外界关于中国新闻、言论、出版方面的某些议论是毫无根据的。

中共对批评性的媒体报导有这样一个荒唐的规定:批评报导必须获得被批评者及其主管上级单位签字同意才能发表。这就是在制度上规定了媒体不可能说真话。被批评者往往都是贪腐官员或地方政府,这些贪腐官员都和中共一样,最怕的就是被曝光和揭短,怎么可能同意发表对其揭露性的文章。

由于中共新闻媒体的非独立性,所以它只允许替党“发声”,而不会为人民说话,偶有比较正义直言的,也都避免不了停刊停办,人员被撤职甚至被关押的命运。

创刊于1984年的《南方周末》曾经是中国报业当中敢说真话的一面旗帜,是很多贪腐权贵的眼中钉,因此不断的受到各方,尤其是中宣部的压力,几经沉浮。1998年,江系人马李长春上任广东省委书记后,开始整治《南方周末》,2000年广东省委宣传部下令,将主编江艺平调离,将《南方周末》原班人马大部份撤换。

除《南方周末》外,不断的有报刊因为说了中共不爱听的话而受到各种处置。经过江泽民的十三年统治之后,中国的新闻自由空间已经没有了。现在网络成了真相与谎言争夺的空间,中共雇佣了大批的网络评论员--五毛党,为其在网络上散布谎言。

谎言的机构化

江治时期,中共的谎言制度和谎言机构已经非常完善。从谎言的预谋、酝酿(准备环节)、编造(生产环节,即谎言的制造)、出笼(销售环节,即把谎言推向社会),都有一整套严格缜密环环相扣的程序,用以保证谎言不出问题,不被人识破,从而达到最大限度欺骗人的目的。各类谎言制造机构充斥全国上下,如中共中央宣传部及其下属的各地方政府的宣传部是最大的谎言制造机器核心部份,几十年如一日的贯彻执行着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的政策,制造谎言的同时,封锁真相的传播,封刊禁报、封吧锁网、压制言论、监控舆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妇女联合会,这些都是谎言机构,其代表都非民选,也从来不为民说话作主,其功能都是为中共歌功颂德。

江泽民统治制造了千百万的访民,这些访民都是被逼的走头无路的下岗工人,被剥夺土地的农民,拆迁户,和各种冤假错案的受害者。中共为了对付这些访民,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各种信访机构,从成立于2000年的国家信访局,到各地方的信访办公室,及各部委的信访办公室,这些都是骗人机构,从来不解决任何问题。信访办的工作人员对付访民哭诉的一办法就是:我们知道了,你把信访材料留下来,我们会向有关领导部门反应。上访材料往往没有转到任何有关领导部门,或者被压在信访办,或者转到了被告人手中,访民所得到的往往是毫无音信,或打击报复。在地方的信访办得不到问题解决的访民就涌向国家信访局,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截访。这就是谎言解决不了问题,就采用暴力。许多访民被关押和酷刑,甚至被打死,成为这个信访办--这个谎言加暴力机构下的冤死鬼。

这是一则具有代表性的访民血泪故事,大纪元网站上刊登的“女访民中秋前含冤死龙口市黑监牢遭曝光”。中国国庆和中秋节期间,山东龙口市一名遭执法和截访人员殴打凌辱的女访民在被地方政府非法秘密关押一个月后死亡,身上有多处伤痕。官方称其上吊自杀,而家属认为可能另有死因。在此案引起一些维权志愿者和网友关注后,当局承诺查办有关责任人,但死者家人目前也被安排住进宾馆,与外界失去联系。死者是56岁的李淑莲,家住龙口市东莱街道北巷村。李淑莲生前在网上公布的上访信说,“2001年4月2日,龙口市场发展管理局原局长孙清波、副局长李庆顺,明目张胆向我索贿4万元,因我没有及时把钱送给李庆顺,他便有意挑起事端,于2001年4月10日及4月16日两次故意放水淹了我的仓库(窗帘、手表、钟表、皮衣等货物,损失达252,600元)。”

上访信说,“李庆顺还不罢休,竟在2002年5月16日,无端强行封我营业店门、扣押我136万多元的财产。李庆顺在封门时竟惨无人道打伤我母亲,致使她腰、胳膊受伤。之后,仅仅9个月的时间我母亲就含冤而死。”此后7年中,李淑莲曾到山东、北京等地上访多次,都被遣返、并被关押数月之久。

江泽民的人权谎言

国际特赦组织公布的2000年的五个“人权恶棍”(humanrightsscoundrels),江泽民名列其中,中国大陆的人权记录也受到抨击。正当国际社会把江泽民评为人权恶棍,江治下的媒体大肆宣称中国的人权是最好的时期,大作人权秀,把人权写入宪法,其实中共的宪法本身就是一部谎言集。

江泽民在申办奥运时曾承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国际奥委会寄一线希望于奥运将对改善中国的人权有所帮助,事实与国际奥委会和国际社会所希望的完全相反,江的骗术还没有被国际社会所广泛认知,江泽民在承诺改善中国人权的同时,就在加大打压异议人士和镇压法轮功。

江泽民把中国人的人权解释成是生存权,谎称他解决了全国12亿人口的生存问题,可是他一手制造了成千百万的访民,这些访民都是被逼的走头无路,无法生存下去的普通民众。

1991年6月29日,江泽民会见津巴布韦副总统恩科莫时谈到:中国有11亿5千万人口,以占世界7%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人口22%的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的人权,人的生存权。如果11亿多人民吃不饱,穿不暖,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也不利于亚洲乃至世界的稳定。

1991年10月28日江泽民会见斯里兰卡自由党主席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谈到:比如拿人权来讲,像中国有11.5亿人口,如何使这么多的人吃得饱、穿得暖,解决生存权的问题,那也是件大事情。

在1993年6月15日江泽民会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时谈到:西方发达国家经常利用民主人权问题向发展中国家施压,但压不倒我们,因为我们了解民主、人权的来源和历史,清楚西方所谓的民主、人权是怎么一回事。解决中国11亿6千万人口的温饱问题,如此众多的人口生活安定,这对整个世界是很大的贡献。

每每被问到人权问题是,江泽民就是用这些套话来搪塞的,有如程咬金的三斧子。对于任何对普世价值的破坏,江泽民的理由都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人权也是同样。

让说真话的人销声匿迹

江泽民开创了一个爱滋病大国。从江泽民上台执政的13年中,中国的爱滋病人数从零发展到几百万。在1989年以前,中共一直都否认中国大陆有爱滋病例。1989年,北京协和医院发现了一例爱滋病。中共的一贯作法是先瞒报,瞒不住了再谎报和虚报,如果有良心的人敢于站出来说句真话,就会被暴力打压。对于中国的爱滋病疫情,中共一直都在虚报,病例的统计数字往往和实际爱滋病人和病毒携带者人数相去甚远。为了经济利益的考虑,许多地方政府都隐瞒爱滋病的实际人数,并阻止研究人员进入爱滋病发病区采集数据和进行爱滋病防治活动。到2001年,中共官方提供的全国累计爱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为26,058人,其中发病人数为1,111例,死亡584人。当西方记者问及中共卫生部是否一直都在封锁隐瞒河南等地大量民众感染爱滋病的消息时,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矢口否认,但在铁证面前又不得不改口称经卫生部多次调查,因采血而感染爱滋病的人数大约在3万到5万。而许多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专家估计在2001年中国的爱滋病人数就已经超过百万了。

由于中共官方的瞒报和对民间调查防治爱滋病的阻挠,中国的爱滋病病人数的增长速度惊人。2002年6月,联合国爱滋病总署公布《HIV/爱滋病:中国的巨大危险》称,中国爱滋病感染者人数的增长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假如不采取有效措施,中国的爱滋病感染者数目将在2010年前上升到一千万。

河南是爱滋病的重灾区之一,光爱滋村就有几百个。很多河南农民在卖血和输血过程中因不卫生的输血操作方法而感染了爱滋病。2002年,北京的爱知行动志愿组织到河南上蔡县调查,发现上蔡县有超过3万5千名爱滋感染者,全县有3千5百名儿童,因为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亡而成为孤儿。国际医学界估计,到2002年,河南爱滋病感染者至少有150万,与河南省卫生厅资料的不到2千人比较,相去甚远。

中共在瞒报的同时,对知情者和敢于说出实情者予以打压。1999年9月,湖北医科大学一附院的传染病教授桂希恩,偷偷进入河南上蔡县文楼村,采了一些血样并化验后,被震惊了。他向河南省有关部份反应情况,无人理采他。他将调查报告带到北京,北京把他的报告发给了河南省委。河南省委派出一名处长找到桂教授,希望他不要再管河南的事,理由是怕爱滋病的实情会影响当地的投资环境,会造成河南农民出去打工没有人要的可能。

站出来说实话的另一人是河南中医学院教授高耀洁。她退休后,于1996年69岁的时候,开始关注爱滋病问题、病人和遗孤。由于高耀洁等人的努力,河南和中国各地因卖血和血浆导致爱滋病蔓延的问题,终于逐步被揭露出来。同时,也招来中共当局对她的迫害。

1999年,世界爱滋病日,高耀洁准备接受记者的采访,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院院长李真威胁她说,必须说“河南省没有爱滋病”,并指高耀洁是“为反华势力工作”。高耀洁数次接到恐吓电话称“再捣乱就干掉你”。河南省《大河报》报导了爱滋病在河南的流行情况后,受到河南省委宣传部的严厉批评。河南省卫生厅党部组织曾开会讨论爱滋病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只要解决了高耀洁和桂然恩,河南就不再有爱滋病问题。高耀洁的小女儿也受到牵连,被河南一家医院无故辞退。中共还一直禁止和阻止高耀洁去各地做预防爱滋病的演讲,理由是她有政治问题。

高耀洁说,官方一直采取遮蔽态度对待中国的爱滋病问题,不准医生和记者披漏爱滋病真相。政府采用金钱收买、物质诱惑、荣誉拉拢、给脸色看、编造莫须有的罪名、劳动教养、刑事拘留、甚至关进监狱等手段达到掩盖真相的目的。

谎治的结果

江泽民的谎治导致了中国的假冒泛滥空前,上骗下,下骗上,互相骗。谎言对整个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谎言破坏了诚信,诚信是一个稳定社会的纽带,没有了诚信,整个社会就会成为一盘散砂,人人自保,人人自危。中国制造的各种有毒药品食品已经严重的危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三鹿奶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造成30万结石患儿。谎治的出口外销导致整个世界失去对中国的信任。江泽民就是这样,把中国变成了一个谎言大国,败坏了中国的名誉,毁掉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信誉。英国防伪企业集团出版的刊物中,把中国列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假冒商品生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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